東部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持續相當一段時間了。而一年多前， 2500多萬農民工失業返鄉潮，是官方確認的數字。前前后后，“民工荒”或“用工荒”規模之大，時間之集中，值得深思。

　　出現“民工荒”，意味著經濟前景向好。沒有訂單量大增，就不會有勞動力需求量的大增。如果是出口企業，增加用工量，是出口明顯上升的結果。在由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復蘇非常脆弱的情況下，中國部分地區出現“用工荒”，不僅對中國，對全球都是積極信號，能提振對未來的信心。

　　“民工荒”，還是在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就業難的過程中出現的，這說明企業招不到的是知識和技術水平屬中下等的一般勞動力，而那些高科技、壟斷性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大型企業，并不存在“用工荒”。而那些加工制造型企業，尤其是接單生產廠家，幾乎全是規模不大、競爭激烈的加工制造商，不屬于官方眼中的“國民經濟命脈企業”。一有風吹草動，像“新勞動法”、低工資、金融危機等，他們首當其沖地被邊緣化。而這些企業能大量吸納普通勞動力(特別是農民工)，能體現中國的比較優勢。所以，一旦市場有轉機，他們會集中大量招收勞動力。如果某些條件不具備，就會爆出“民工荒”。

　　目前的中國并不缺勞動力。勞動力豐富，仍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民工荒”，用經濟學來解釋，只能是廠家出價不夠高。而廠家出價之所以提不上去，是因為限于競爭激烈的產品市場以及應有廠商利潤率所允許的勞動力價格。可見，如果廠家的勞動力購買價格約束得不到突破，除非能夠利用機械代替部分勞動力而又保持總成本不變，或者轉移到以當前價格能雇到工人的地區，否則，要么廠家微利甚至虧本生產，要么在“民工荒”的壓力下轉產或關門。無論是轉產還是關門，都是一種在市場壓力下的結構調整。如果調整的面能足夠廣，一定時間后，就會促成一波產業結構調整，至少是一個地區內的經濟結構調整。

　　民工的勞動力成本，既包括本身再生產的直接成本，也包括供養其家人的成本，還取決于在家鄉務農或創業的收入水平，亦即機會成本。在東部沿海務工的中西部農民工，很多是拖家帶口，長途遷移而來。這不僅使這部分勞動力供給的直接成本上升，而且，能否在務工地穩定地工作和生活，也關系到勞動力供給成本。2008年下半年集中大規模失業，“搬家式”返鄉;而事隔一年，又要讓他們大規模“搬家式”回來，這其中的成本能不增加嗎?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短期內集中大規模失業返鄉和返城的“折騰”，又造成了更多看不見的無形成本。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庇古(A.C.Pigou)，1929年就在他那本《工業波動》中總結過：“大量的短期失業可以損害一個人的技術能力，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損害他的一般性格。正規工作的習慣可能喪失，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可能受到摧殘，以至于僅僅經過一度失業的人，在工作機會的確到來時卻發現他已經不能工作了。”

　　這種成本損耗，使大量民工感受深切。事隔一年，還以原來的出價，讓他們大量返回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又怎么可能呢?更不用說，家鄉的機會逐步增多，即使直接的物質收入相對較低，但那種與家人整天相聚、生活穩定安全可靠、彼此熟悉而相互尊重等的故鄉特有收益，將極大彌補金錢收入的不足。

　　可見，勞動力的供給，更需要培育和維護。特別是在當前的中國，如何保障農民工供給的穩定性，值得各類企業，以及各級政府認真對待。

　　農民工供給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用工與定價的自主性和靈活性。這意味著，勞動力定價的市場化。如果在經濟不景氣時，廠家與民工能夠自主商定下調工資，以維護工作機會，達到雇主與雇員相互體諒，共渡難關，那么，市場出現轉機時，就不太容易出現雇不到人的“民工荒”。可惜，現有的法律環境，消除了廠家用工以及勞動力定價的自由化和市場化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年多前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的重要原因，對此，不能將全部責任歸于全球金融危機，更不能將接單生產的一般加工制造企業貶斥為“淘汰行業”。

　　總之，“民工荒”，并不是什么壞事，可以使中國普通勞動者階層有機會增加就業收入，可以使市場力量有機會促進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的進程，并促使中國有關各方認真思考和對待勞動力供給的穩定性問題，特別是如何防止再次出現短期內大規模農民工失業返鄉和“民工荒”交替發生的現象